紐約COVID-19疫情下的呼吸器倫理兩難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ventilator during the COVID-19 in NYC)

內文:

(本篇為作者研究生江奕璇於2021.2.22參加臺大醫學院共教及師培中心等主辦由Assistant Professor Jen-Ting (Tina) Chen之演講" The Hopes and Challenges from a COVID-ICU: An Intensivist's Sweat and Tears Working through COVID Surge in New York City”後之倫理反思。)

 

   首先，特別感謝王淑芬主任的邀請、Jen-Ting Chen(陳貞婷醫師)的演講、R08蔣昕恬學姊與會和討論，引導了本學期擔任倫理學助教的我許多反思。

 

    演講的開始，講者從任職的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 (Bronx,NY)如何改造成3倍床位的收治COVID-19的患者，他們先將慢性或沒有立即生命危險的患者轉出，在缺乏負壓病房與防護資源的狀況下，增加生命徵象儀器線材的長度將面板拉至病房外，能夠降低觀測生命徵象反覆開關病房門可能造成的病毒外洩與醫療人員感染風險，員工們將配給到的N95口罩在下班後裝在牛皮紙袋中重複使用，醫療人員們頂著超載患者、醫療資源與防護資源匱乏、染疫風險的憂慮、害怕傳染感家人而不敢回家、大量重症患者的離世、疫情發展與治療方式的不明朗的壓力下以正向且堅定的信念扶持彼此，當患者想家人時醫療人員拿出自己ipad撥打facetime讓患者與家屬一解思念，尤其在患者即將離世時，視訊讓家屬能夠遠端陪患者走完最後一程也少留下了一點遺憾，或許患者也能感受到他並不孤單。

 

插管與不插管

   一位自發至紐約支援載運肺炎患者的救護車司機確診COVID-19，到院時主動表示他不願意插管也不要過度的醫療介入，有許多共病的他知道自己可能病情不樂觀，然而就在幾天後轉為重症而離世。

    陳醫師提到像這樣的預立醫療決定在美國的醫療體系是相對常見的，認為過度的醫療介入與急救往往會在他們過世之後造成留下來的人龐大的債務負擔，因此在還能表達自我意願時先立下決定，家屬們雖然不捨，但仍然尊重患者的決定，放手讓他離開。

    然而筆者認為在台灣現況下，醫療費用的可負擔性與傳統孝道的枷鎖成了臨床人員執行預立醫療決定的阻礙 ，再加上《病主法》的非強制性降低了家屬對預立醫療決定的依從，使得患者在生命的最終可能仍無法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

(Retired Colorado paramedic dies from coronavirus after volunteering as first responder in New York:

https://edition.cnn.com/2020/05/04/us/retired-colorado-paramedic-obit/index.html

病人自主權利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189)

 

拔管與不拔管

   裝上呼吸器後，醫療人員一邊治療著一邊等待著患者的病情好轉，但隨者染疫患者的暴增，呼吸器開始不敷使用，呼吸器的兩難問題成了臨床醫療人員的夢魘，倘若有兩位需要呼吸器的患者，一位高齡且有共病的患者與一位年輕且身體狀況良好的患者，誰能裝上僅存一台的呼吸器？生命的價值又該如何衡量？這時臨床醫療人員面臨兩難抉擇，病人者使用關鍵維生儀器，承受放棄拯救生命的痛苦決定，曾經教導過陳醫師的老師在疫情中因為要不斷面對這樣的決定而選擇離開人世，紐約政府經過很多討論仍然無法通過呼吸器對應的臨床指引，第一線的醫療人員仍須面對醫療資源不足時出現的臨床兩難做出困難的決定，該由誰來做出決定也是相當值得討論的議題。

 

    三個月過去了疫情的警鐘又再次敲響，本土案例激增、疫情足跡迅速擴散，醫療的能量緊繃，在我們的醫療體系中醫學資源分配，疫苗的優先施打順序等倫理兩難決策正考驗我們。對保護醫療能量，讓醫護人員可以有足夠的資源，照顧醫療體系中重症，我們繼續保護好自己、保護家人，盡自己所能並保持正向的信念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保持身心靈健康，是現在我們能做的最好的貢獻。

 

   在此感謝所有為了疫情而努力的人、政策制定者、第一線的醫療人員還有努力戴口罩、洗手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的你，願大家平安、疫情及早結束。

 

(本文於2021.05.13撰寫)

(作者係本系R09研究生)